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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恶声在那里?!”——读《波德莱尔与中国》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娄燕京   2021年11月02日16:31
关键词: 波德莱尔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作为西方现代诗的鼻祖,以一部《恶之花》,改变了世界诗歌的走向,持续性地引发“新的战栗”。五四文学革命伊始,波德莱尔就被介绍进中国,深度参与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新诗作者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德莱尔其人其诗在中国翻译、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生、发展史。波德莱尔忧郁的面影,一直伴随着百年中国新诗的浮浮沉沉。2021年,是波德莱尔诞生两百周年,也是诗人被介绍进中国的第一百周年。在这一重要的时刻,梳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回顾过去,放眼将来,或许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的出版,正是作为一份来自中国读者的厚重“礼物”,在双重的纪念意义上,向波德莱尔致敬。

回顾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历程,采取何种角度,选择哪些文献,很考验编选者的眼光。《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设置了“文苑之声”“学苑之声”“历史回眸”和“访谈”四个部分,从而以多声部的方式合奏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其中“文苑之声”和“学苑之声”收录的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和波德莱尔研究专家的相关作品,侧重于从创作和研究两个角度透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意义。“历史回眸”部分则是一组专门的波德莱尔接受史论文,主要展现了波德莱尔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的接受历程,各篇论文既有关注整体者,又包含了个案。“访谈”部分则是对当代中国波德莱尔重要接受者的采访记录,鲜活而不失历史文献意义。可以看出,《波德莱尔与中国》注重“史”与“论”的辩证结合,多角度地呈现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路径,也为当下如何理解波德莱尔之于中国诗歌的意义,提供了一扇窗口。

在一般的想象中,波德莱尔往往被视作颓废诗人、恶魔诗人,但是作为现代性的象征符号,波德莱尔其人其诗也必然蕴含着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矛盾、复杂和诡谲之处。波德莱尔“亦庄亦谐”,美与丑,善与恶,天使与魔鬼集于一身,成为捉摸不透、言说不尽的人。而这种复杂性也成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的一个表征。《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通过文献的选取与安排,呈现出的正是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多元面影。

比如,在新文学早期,面对波德莱尔的诗,徐志摩以他特有的“浓得化不开”的文风,赞美诗歌中的声音:“他诗的音调与色彩像是夕阳余烬里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的,惨淡的,往下沉的。他不是夜鸮,更不是云雀;他的像是一只受伤的子规鲜血呕尽后的余音。”而鲁迅看过徐志摩的文章后,一面斥之为“神秘谈”,一面则借着波德莱尔呼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鲁迅将波德莱尔视为“精神界的战士”,“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徐志摩则是把波德莱尔看作一个神秘的浪漫抒情诗人,两种不同的波德莱尔形象,标示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而这种种冲突之处,又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向抉择。同时,不同立场间的分歧与对立,也体现在对波德莱尔诗歌的具体翻译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表于《学衡》杂志上,由李思纯翻译的多首波德莱尔诗歌,均使用文言译文,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波德莱尔接受观。而在同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也对波德莱尔诗歌进行了“改写”,作为《资本论》的首位中译者,陈勺水将波德莱尔名作《奉劝旅行》的颓废风格改译成进步主义风格,“将波德莱尔想象成充满力量和激情的诗人”。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天地玄黄的时刻,之前的种种对立,进一步凸显。在左翼文学阵营那里,波德莱尔已是“一群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代表”,而在中间阶层的作家、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诗人那里,波德莱尔却成为新诗现代化的借鉴资源,陈敬容、汪铭竹、王道乾等诗人在波德莱尔的影响下,诗作中早已满是漫游、颓废、死亡与情色想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波德莱尔的形象,多元而又分裂,深植于中国社会的脉动之中,无疑是一个窥探历史与诗学真相的重要症候。

而在“当代”,随着新的文学规范重新确定,“没落与颓废”的波德莱尔诗歌在“双百方针”时期有过一次集中而短暂的现身。在1957年7月号的《译文》上,陈敬容选译了《恶之花》中的九首诗,标志着文学、意识形态体制的某种松动。尽管惊鸿一瞥,这九首诗却与当时其他的异质性文学资源一道,深刻震撼、影响了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形塑着后来蔚为壮观的“朦胧诗”与“第三代”的写作形态。在陈建华、柏桦等诗人的回忆中,波德莱尔的颓废与唯美,完全契合了那一时期中国青年的心境,从诗歌风格到行为方式,诗人们无不将其视作反抗固化的体制的精神源泉。正是基于不断地回溯性建构,波德莱尔对一代诗人的致命影响,在今天,已然成为制度性的文学史想象,和不容怀疑的起源神话。但问题可能恰恰也由此呈现出来。那种来源于反叛心理的、对抗式的历史回忆与文学研究,反复申说之下,多元的波德莱尔形象已经越来越单一。当那一代诗人们一再确认波德莱尔的颓废与唯美,当学者们花式论证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者形象,或者说,当人们汲汲于将波德莱尔推向“革命”的反方,事实就果真如此吗?

波德莱尔在当下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困境,似乎也不经意间体现在《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的文献编排上。“文苑之声”部分侧重的是波德莱尔对中国诗人创作的影响,但是所收录的作者止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诗人。而从“文苑”到“学苑”的切换,却像是透露着波德莱尔在给新时期的中国先锋诗歌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之后,迅速固定化、体制化,成为学科式的专业研究对象,也因此就成为需要“回眸”的老古董。或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波德莱尔已被符号化,围绕他的种种激动人心的、代表着反抗的关键词——颓废、唯美、恶魔、审丑、都市漫游者等等已经成为文学与认知常识,既不构成写作的前提,也无法搅动现实秩序。在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在应接不暇的全球化时代,比波德莱尔更“恶”的花朵,比“恶之花”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已经层出不穷,年轻的诗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时时寻求着更大的刺激。在他们练习诗歌写作的道路上,波德莱尔更像是一种不得不去了解的知识,甚至都够不上一种可以被模仿的诗歌风格。而且,令人愕然的是,波德莱尔也似乎已经被编排成某种体制的辩护词。每当时下的诗歌写作场域出现一些粗俗现象而引起争议与讨伐之时,总会有人跳出来用波德莱尔为其张目,而如果“恶之花”已成为鄙陋的卫道士,那么,波德莱尔还代表着“真的恶声”吗?

因此,回顾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不仅是学术谨严的历史考古,也是对当下的批评与反思。中国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与介绍,始终镶嵌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多元、鲜活的波德莱尔形象,透露着一代代波德莱尔接受者的心声,也闪现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容。而在整理与打捞历史之际,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阅读波德莱尔,如何让那朵两百年前的“恶之花”重新绽开,或许是更为严峻的课题。这至少意味着,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危机,去发现、创造,并发出“真的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