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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21年第2期|计文君:两般谁幻又谁真 ——《红楼梦传略》之三
来源:《江南》2021年第2期 | 计文君   2021年06月10日08:19

在十九世纪初,《红楼梦》逐渐成为国民故事。有人认为其仍属“淫词”艳情小说之列,加以贬斥和严禁;但另有人却认为其以“一世家”概括“百千世家”,虽是“稗史”,也有益于名教;甚至有人提出来应该把《红楼梦》收入“四库”,进入“经史子集”之列。有人觉得该禁毁,视之为精神上的鸦片;有人觉得其“助教化”“明明德”,视之为乱世中的良药——在《红楼梦》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伴随着太多的论争,背负着太多的想法和情绪。通过这些文字的梳理,我们不光了解到《红楼梦》的诞生和流传的始末,也管窥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激荡。

公元1868年,大清同治七年。

大清国这三十年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七年前,热河,帝国的皇帝在行宫中闭上了眼睛,不必再面对圆明园的大火,不必再听英法联军的枪炮声,不必再为撕裂帝国腹部的太平天国感到疼痛……

养心殿的龙椅上坐上了五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后面的那道帘子后面,坐着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而这位慈禧太后,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将成为这个老大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祖宗的家法还是祖宗的家法,天下却不再是祖宗在时的天下。

她不得已要去应对那些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跑过来的洋人,签下来了一系列将被历史烙上“丧权辱国”四字的条约,白花花的银子与大片的土地被人拿去,她也知道,必须改变了。

七年过去了,她似乎干得还不错,太平天国彻底被剿灭,祛除了心腹之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一干能臣进入朝廷,“师夷制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有模有样,她面前似乎出现了一道“中兴”的弧光。

一海之隔的邻居,日子同样艰难的日本,十六岁的睦仁,依靠拥护者的支持,从战败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手里夺得政权,改江户为东京,取年号为“明治”,登基成为天皇。彻底改变这个岛国命运的“明治维新”,自此肇始。

北边的邻居俄罗斯,那个四年前刚从慈禧手里抢走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的亚历山大二世,因为宣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成为了“解放者”。而距离莫斯科一百九十多公里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位曾经在自己庄园里试验解放农奴受挫而一度心灰意懒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过去五年都在埋头写作。他这部名为《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还有一年,才能完成。

“小说”一词,三四十年后,将成为中国最时髦也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但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位因为兴办洋务有力而得以擢升的中国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诏令,严厉查禁“淫词小说”,他开列了一张一百五十六种的应禁书目名单,其中包括:《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重梦》《续红楼梦》《增补红楼》《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补梦》《红楼圆梦》,以及《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续金瓶梅》《品花宝鉴》《子不语》《夜行船》……

时光倒流二十七年,丁日昌年未弱冠。广东诗人黄昌麟写了本诗集《红楼二百咏》,一百首咏人,一百首咏事,都是七绝,请丁日昌品鉴。这本诗集的序与跋,都是丁日昌写的。

他在序言中这样评价黄昌麟的诗:“夫《红楼》,幻事也。而作者竟能发乎情,止乎义,包廿二史治乱之迹,统四千余年得失之故,寓之声诗,形诸词韵,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

丁日昌认为,《红楼梦》是虚构的小说,但是黄昌麟选择这样的题材来作诗,却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抒情,而是从中间发现了治乱得失,所以是有价值的。

他的跋是骈文,感受一下:

叹红尘之苦梦,感粉黛之多情,久欲舒愁,深惭握笔,因聆雅致,忽触幽衷。奏阳春白雪之曲,国中歌而和者何人?听高山流水之音,座上知而赏者几辈?谬蒙青眼,付我丹黄;焚香细读,知其与廿史相发明;对月长吟,固已夺六朝之绮丽。

丁大人这件“打脸”的事,被不少后人笑。有人笑他“虚伪”,有人指责他年纪大了,地位变了,就失却真性情,变成了“卫道士”。这是心思单纯、不无天真的判断,也实在小看了丁大人。

丁日昌是开明豁达的洋务派能臣,他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营、自建的电报线路,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建议改革科举,改八股为八科,从船政学堂选择优秀学生派遣出国留学,组织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在通商口岸建立报馆,广建义学。就在禁书的同一年,他拟定了三洋水师的章程,使自己提出的建立新式海军的建议变得具体可行,他整顿绿营,建立练军。任职上海时处理外交事务非常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收回了吴淞炮台基地,丁忧在家兴办了轮船公司,晚年派人勘察重绘广西与越南相邻的边境地图。他还是为人称道的藏书大家……

丁大人并不“冬烘”,他少年时的序跋与中年的禁书名单之间有着内在一致的深层逻辑:世道人心。

换成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风气,精神文明建设。

黄昌麟的诗,发乎情止乎义,将“野史”与正史互相阐发,从中总结出兴衰得失来,但并不是所有人读《红楼梦》都能如此产生“正能量”的。

陈其元在江苏任职期间,深受丁日昌器重,他晚年辞官归家,所著《庸闲斋笔记》里,记载了一个痴迷《红楼梦》而死的女孩子。这个故事广被引用,从来都是用来说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他讲了自己年轻时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个商人的女儿,生得美,还很会写诗,最喜欢读《红楼梦》,以至于得了痨病,病情危急的时候,父母认为是那部书惹的祸,就把书扔到了火里,那女孩子在床上大哭着说:“为什么要烧死我的宝玉!”说完,人就死了。这件事在杭州城传为了笑话。

陈其元在讲这段故事之前,先说了这样一段话:“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

这段话也广被引用,用来说明《红楼梦》如何在封建社会受到“歧视”,尤其那句“为最”,也被用来反证《红楼梦》具有何等强大的“反封建性”——恶毒的诋毁后面,藏着深深的恐惧……

除了在研究资料中,我很少在别的文章中,看到这段话和这个故事同时被人引用。其实它们在《庸闲斋笔记》中是同一条。这段话之后,是丁日昌曾严令禁止“淫词小说”一事,后面接着的是那个故事。

故事只是思想和行动的例证——陈其元要说的是“淫书杀人”。

今天的人类社会,依然如此认识问题,如此处理问题——举两个2020年的例子:中国的,“227”大团结;美国的,电影《乱世佳人》被下架……

禁书,对于丁大人来说,不过是日理万机中的一件小事——英国军队赖在吴淞口一年了,要赶走;法国人在越南鬼鬼祟祟,广西边境要提防;有枪炮要造,有煤矿要开,有海军要建……要是不被什么提醒了,这事儿,只怕他未必会有空再想。

至于民间,禁的是“淫书”,又不是“反书”,也没谁会真的十分在意。陈其元也说,丁中丞的禁令没什么效果。也许还有反效果——丁大人等于给这些书做了权威且有力的宣传推广。这有点儿像宗教改革时期罗马教会给出的禁书名单,最为关注的是出版商,书单上只要出现新书名,立刻开始加印。

当时就有人笑他“多此一举”,丁大人等于给那些喜欢看“淫艳之书”却并不知道具体看什么的少年子弟,直接开了一张“书单”。他们可以拿着单子去找了。

《红楼梦》在十九世纪初,就成为了我们的国民故事。

虽然依旧跻身于艳情小说之列,但《红楼梦》是新的,是特别的,是高端时尚的标志。嘉庆二十二年刊印的得硕亭所著的《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其中“时尚”门有这样一首:

做阔(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闲谈不说《红楼梦》(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也枉然。

这首竹枝词的后两句经常被引用——反话正听,我就当你是夸《红楼梦》的。其实这不过是在说《红楼梦》很流行,流行的未必是好的,鸦片一样很流行。

“鸦片”两字,是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上加粗加黑的关键词,跟在它后面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带来割地赔款条约的失败战争……

战争还未到来,生活依旧在巨大的惯性中向前滑行:

《红楼梦》已续完全,条幅齐纨画蔓延。

试看热车窗子上,湘云犹是醉酣眠。

这是1819年的《续都中竹枝词》中的一首。

《红楼梦》作为流行IP,文化创意衍生品已经到处都是了,有条幅、扇子、车窗装饰画……新鲜的黛玉葬花、湘云眠芍、宝钗扑蝶……已经取代了陈旧的莺莺听琴、嫦娥奔月、西施浣纱……

如果《红楼梦》停留在这香艳丛中,这份新鲜感也会消失,再说它跟晴雯一样,也就枉担个虚名,一心要看淫书的人,翻开一定会失望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石头之口,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他选择了谈“儿女之情”这一题材,就知道会被别人误会成相同题材的两类作品:一种是才子佳人小说;一种是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那才是真正的“淫书”。他说自己写的绝不是这两种东西,他要“开生面,立新场”——那他要表达什么呢?

这世界上最荒谬可笑的事情,就是让小说家“招供”——你想表达什么?

于小说家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曹雪芹,倒不必面对这样的难堪与痛苦了,反而他通过开宗明义的一番“作者自述”,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大家的难题与麻烦。倘若曹翁有灵,看着大家口沫乱飞地争来争去,一定会笑吧?这也算是对他诸多不幸的一丁点儿虚幻的补偿。

据研究者统计,清代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诗作,留存到现在的还有三千余首,百首以上规模的集子就有多部。不只宝黛钗有人献诗,十二钗人人有份,晴雯袭人紫鹃麝月平儿小红等辈也能分到,贾母、刘姥姥、邢夫人、王夫人、薛姨妈有诗,尤二姐尤三姐有,她们的母亲尤老娘也有,周姨娘赵姨娘有诗,就连赖嬷嬷、赵嬷嬷、李嬷嬷都有人歌之咏之。

歌咏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其实是一种文学鉴赏和文艺批评,不过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而已。评论专著越发地多起来。有像涂瀛《红楼梦论赞》那样专门的“人物论”,也有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那样的笔记体文集,说事儿也说人,还有不少专著或者杂论分析“笔法”、“用意”。对人对事的看法,对叙事艺术的理解,自然是千口千辞,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红楼梦》。

诸联说: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悲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宵,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矇觉瞶,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

诸联同学倒是宽容得很。

《红楼评梦》和《红楼梦说梦》都是笔记体,逐条写来,涉笔成趣,我选了些附在这一章后,有想看的自行看看,你会发现,不少条目与21世纪的公众号文章颇有神似之处,有“槽点”,有“泪点”,有时走个心,抒把情,有时抖个机灵,开开玩笑,他们从大观园里的女子身上看到了科场命运,我们看到了职场命运,用的是相同的脑回路。

这依然是“有意思”的部分,是“得浅”,那么“得深”之处,就必然走向“有意义”了。这个意义,还很重大。

“盲左腐迁”说的是左丘明与司马迁,一个盲人和一个遭受宫刑的“罪人”,前者写了《左传》,后者写了《史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经史子集,是正经书,史部还在子部之前,《红楼梦》以“一世家”概括“百千世家”,虽是“稗史”,也有益于名教。

年轻的丁大人也看到过这个意义,能看到这些的当然是士大夫。《红楼梦》素来讨读书人的喜欢,清代的士大夫如此,民国乃至当今的知识分子也如此,这群人的天然使命,就是给这世间万物赋予意义。

于是,有人提出来应该把《红楼梦》收入“四库”,进入“经史子集”之列。当然,也有人觉得该禁毁,还有人把《红楼梦》看成精神上的鸦片烟,幼稚荒唐地提出应该报复性地输出海外用来“流毒”。

那情形倒如贾雨村形容的正邪两气相遇——两不相下,既不能消,也不能让,不过两边心不齐,力却很协,一起把《红楼梦》从那香艳丛中给推了出来。

出来倒是出来了,只是该落脚在何处?

《红楼梦》说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依旧是个问题,而且越来越难回答。

不过对于《红楼梦》来说,这显然是件好事,答案越多,刊印的书越多,它的生存度就越高。到了同光以后,市面上的《红楼梦》,主要都是以评点本的形式存在,不带批注的《红楼梦》也有,但带批注的评点本显然更受欢迎。

各种各样的评点本,都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多解释一句,中国的“说部”,与现代概念的小说所涵盖的内容不尽相同,它包括各种虚构叙事作品,《西厢记》是杂剧,《牡丹亭》《桃花扇》是传奇,都是剧本的形态。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国人弄懂了内容,当时也会归到“说部”里去的。

“说部”中的名著常有名家的评点本,如《三国演义》有毛宗岗父子评点本,《水浒传》《西厢记》有金圣叹的评点本,《金瓶梅》有张竹坡的评点本,这些作品因此也获得了“奇书”、“才子书”这样的封号,金圣叹还给才子书排了位次。现代学术规范建立之后,这被看作独特的传统文学批评方式。当时人没有这种概念,只是觉得更好看——跟开着弹幕追剧大概是一种感觉。而且这个发弹幕的人肯定不是“小学生”,没有“中二病”,是你喜欢且钦佩的大咖,甚至就是“爱豆本豆”——金圣叹自己的粉就不少,他见识高迈,深刻幽默,一针见血,逸趣横生,看得你忍不住会心一笑。好的评点本身就是杰出的创作,我读金圣叹批的《西厢》,就有如此感觉。

当时有不少人喟叹《红楼梦》未能遇上金圣叹,不然定会好看煞人。

金圣叹是想不回来了,但还有别人,更多的别人。

批红楼的人,有的可能是源于出版商的请托,但多半是因为自己真心喜爱。如张新之,他是北京人,但是往来于南北官署,显然是在为宾做幕。他从黑龙江都护府,到福建莆田,最后在台湾府署完成了对《红楼梦》的批注,历时二十四年。

民国之前,最为流行的评点本《红楼梦》是由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三家批注的。王希廉,字雪乡,号护花主人,书斋名双清仙馆;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姚燮,字梅伯,号大某山民。

从存世的评点本来看,《红楼梦》的出版一直都没中断。即便有些地方发了禁令,换个名字照样出——《红楼梦》太刺眼,我就改回用《石头记》,再不行换成《金玉缘》,还有改称《大观琐录》的,大多还要带上“增评补图全本”的字样。版本质量参差不齐,评点的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之外,还有各色别的名号。

评点全书,一般是要总体性地回答“《红楼梦》的内涵与意义”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体现在卷首的“序”与“读法”,内文中的批语通常涉及到人物评价、文笔赏析等等。

护花主人的回答是:《红楼梦》专叙宁荣兴衰事,劝惩示儆,警醒痴迷,虽“小说”却有教化功能如经史。

太平闲人的回答是:《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大某山民的回答是:此书空中结撰,但非空中楼阁,作者经历一番,所以此书虽“假”,不妨做“真”看。

此外,虽然没有刊印却有一定影响的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批注,他给出的答案是:继《离骚》……发愤而著书。

不管是什么吧,反正《红楼梦》此时总算摆脱了容易被人误解的艳名,端丽高贵起来。只可惜,“助教化”也好,“明明德”也罢,自叙经历,发愤著书,到了这个时候,都无法成为《红楼梦》安稳的立足之地了。

时代的风云早起了,此时则成了雷霆暴雨。“同光中兴”,幻觉般地消失了,黄海上,沉下去的不只北洋水师的军舰,还有这个老大帝国三十年自强的努力。北京城里,“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谭嗣同横刀向天,梁启超远走日本。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第一期上就登了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发现,西方列强乃至日本的进步,政治小说的功能最高——小说是国民之魂。他认为中国国民的这个“魂”,不行!

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校,不过诲淫诲盗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刚刚从“卫道士”的淫书名单上挣脱出来,又上了“维新派”的淫书名单,想必这部书内心也是很崩溃。

“小说界革命”来了,而《红楼梦》成了革命对象。

二十世纪开始了。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是个狼狈不堪的庚子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东北海兰泡,俄国军队大肆屠杀着大清龙兴之地上的子民,亡国灭种的乌云笼罩在这个古老帝国的上空。

香港,孙中山接任兴中会会长,为免“子子孙孙为他族奴隶”,他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把头颅与炸弹一起投向清政府的起义。

欧洲,德国物理学年会的例会上,马克思·卡尔·路德维希·普朗克作了《论正常光谱中的能量分布》的报告。报告中那个被他叫做“基本作用量子”的h,后来被命名为普朗克常数。此前的物理学自此成为“经典”,现代物理学破茧成蝶,朝前只需再飞一千多个日夜,就是“爱因斯坦奇迹年”。

瑞典,诺贝尔奖设立。第二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而不是俄国的那位托尔斯泰伯爵。这位普吕多姆是高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

因为获奖者不是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的托尔斯泰,42位欧洲知名作家和艺术家在媒体上表达不满,以至于瑞典文学院不得不在第二年公开做出解释,他们充分肯定了托尔斯泰取得的伟大文学成就,但他的小说“没有理想,否定一切文明,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东京,梁启超的《新小说》创刊了。第一期上他发表了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开宗明义之后,梁先生开始分析这“不可思议之力”是怎么支配人的:“熏、浸、刺、提”,小说如同空气、粮食一般,对人的精神影响巨大。气势如虹的长文中被拎出来作为坏典型批判的有:《三国》《水浒》《石头记》《桃花扇》《西厢记》……总而言之: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笫,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梁先生痛心疾首,想把老大帝国变成少年中国,这些有毒的“空气”与“粮食”就要不得:“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拥有巨大惯性的现实,不会因为梁先生的一声断喝,猝然转向;新的中国小说,也不会因为这热烈的召唤,应声从天而降。但梁启超的倡议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呼应。谈小说总比写小说要容易些,而且“新”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写之前,总要弄弄清楚。数年间,三百余篇关于小说的理论文章遍布中国的刊物。

原本因为跟读者关系亲近,只被出版业偏爱的“说部”,开始被知识分子青眼以待,仔仔细细打量身量高低、容颜丑俊,要弄清楚它们的家世来历了。

提出“小说救国”的王钟麟,认为要振兴小说,不能不知道自己国家小说的历史。他完成了一篇《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发现自己家的东西也不是全不能看,至少他看到了三个意义: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

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发现了:原来别人家有的,我们家也有。新的目光中,《水浒传》《红楼梦》的形象改变了:它们成为了社会小说。

南社的陈蜕,江苏人,曾任铅山知县,后任《苏报》主编,写了不少《红楼梦》评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在《列石头记于子部说》里,有这样的话:

《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论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话说得有点儿激动,卢梭脸红不脸红不重要,反正宝玉在他眼里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化身:“恨社会不平,恨男女不平,恨夫妇不平,恨奴主不平,叹婚姻不自由,恨言论不自由”。认为宝玉可以“为共和国民,共和议员,共和大总统”。

选贾宝玉当共和国的大总统——也是蛮有意思的想象。再想想,单是在大观园里搞竞选,宝玉能胜出的几率有多少呢?

这话透着清末知识分子对“共和”热切却不无天真的想象。有趣,可以笑,但不可以嘲笑,今天我们天真依旧——看看我们如何围着AI写的七律啧啧赞叹,又如何想当然地到处盖着“古城”……

这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论证目的。都共和了,《石头记》也成了东方的《社会契约论》,但对它的褒奖方式,是要将其列入子部——因为曹雪芹“抗手老庄、突驾董杨足矣”。以前爱《红楼梦》的评者,大着胆子敢要的位份,顶多让它增列四库,自然是在集部。

民国二年,陈蜕先生就去世了。他的这些话,大概也只有柳亚子和南社的朋友们听听,或者一百年后,哪个想靠着《红楼梦》拿博士学位的人,翻资料的时候会翻出来。毕竟梁启超先生的声音,还是更响亮些。

不过就算真遂了陈蜕先生的心愿,让《红楼梦》入了子部,它也安生不了。用不了几年,一群后生会嚷嚷起来,别说子部,就连“经”都该扔了,“孔家店”要被砸了。

想必曹雪芹行过大善,他留在人间的这点儿文字骨血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原本《红楼梦》解读中一直存在、但并不过分彰显的“索隐”一脉,这时却和时代的脉搏发生了奇妙的共振,使得这本书又柳暗花明起来。

“索隐”一词,有人考出自《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指的是探求隐微的事理。具体到《红楼梦》这本书,就是从小说描写之人事,索出“本人”、“本事”和“本意”。

《红楼梦》以抄本形式流传的时候,关于这部书的“本事”传说就有了,最直接的是曹家本事——这个不算太“隐”。流传最多的是“明珠家事”说,宝玉就是那位纳兰容若,十二钗是他身边的士人;还有“和珅家事”说,十二钗对应的是他的十几房姨太太;此外还有“傅恒家事”说,因为外有皇后,内有王妃;“金陵张侯家事”说,这位一等侯张谦家有书中类似的变故。一百多年下来,“宝玉是纳兰”的说法最为流行,但也没谁认真去索——梦外说梦,听听也就算了。

二十世纪初的“索隐”完全不同了,有理论,有方法,力图逻辑自洽,体系架构完整,他们要整体对《红楼梦》完成“符码翻译”,把这本“政治小说”“民族小说”的本来面目,清晰完整地呈现给人看。

他们索出来的“本事”,无论是雍正朝的、康熙朝的,还是顺治朝的,或者是从南明亡一直到雍正五朝的,都是为了揭露清廷的黑暗——如元培先生所言:“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时代需要政治小说,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手边这本《红楼梦》,就是政治小说——你说巧不巧?

如此索隐的专著印刷出版,都得等到“共和”了之后。

在《红楼梦》进入现代的过程中,伴随着太多的论争,背负着太多的想法和情绪。然而也有一次例外,在光绪三十年,这部书与一个人,有过一次安静的、最初不为人所注意的邂逅。

这个人,就是王国维。

他写《红楼梦评论》那年,还曾写过一首《出门》诗。那诗是王国维先生写给自己的,与《红楼梦》并不相干,但那诗的后四句,却仿佛是对着这部书说的,且提前告诉了这部书,接下去要经历的一切:

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