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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巨大的疑惑求证灵魂的质感——刘春言小说的冷峭与温暖
来源:《青年作家》 | 罗勇   2021年06月10日08:46
关键词: 刘言春

读罢刘春言的短篇小说《父子之间》和《红裙子》,让人有些惊讶,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但最后是惊喜。

《父子之间》讲述、追问的是父子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确立与衍化、宿命与伦理等。作者不去探求这一关系产生的过程或成立的意义,而是旨在逼近关系的本质,从而发现关系的禀赋与属性。

在《父子之间》里,父亲秦明爱上了一个“被阳光塑造成的梦幻般的女子”,当他想把自己的手放上女子的肩头时,“那笑忽然僵住了,仿佛一扇尚未打开的门,已经永远关上了”。当他至今都不明白,“自己哪来的勇气吻了她时,那扇门却打开了”。

毫无疑问,那扇门里是得之不易,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爱情和婚姻。然而,在生下儿子秦轻舟之后,那个曾经“被阳光塑造的梦幻般的女子”离开了人世。七年后的一个雨夜,从未见过母亲的秦轻舟病在床上,在孤苦中呼唤父亲,想喝一口水。乘醉归来的父亲,却把痛失爱人的悲痛与绝望归咎于儿子的出生——“今天,是你妈的忌日,你,你这个杀人凶手啊”……

面对父亲的谩骂,儿子“似乎明白过来,有些人生来便被人记恨。从那以后,他彻底忘记了哭”。

就在这个雨夜,特定的父子关系发生了变化。秦轻舟被他意识到的这变化了的父子关系渐渐改写,变得敏感、多疑、内向、怯惧。父亲却依旧满足于杂货铺小老板这个既定的角色,对儿子的变化视而不见,仍然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好好读书、必须以好成绩来报尝自己的工具性的附属。

在这极其枯燥又十分压抑的关系中,儿子一天天长大,再也无法承受杂货铺的狭窄和同学老师无遮无拦的注视。终于,他拿走了别人还给父亲的三千块钱,决定离开,去寻找自己的远方。

儿子忽然离去,颠覆了杂货铺惯有的平衡,父亲秦明总算有机会去直视、去思考这一关系的本质与含义。

在近乎疯狂的寻找中,儿子随父亲回到了杂货铺,但有关父子关系的对立与挑战却并未结束。

完全可以感觉到,小说进行到这里时,作者自身的疑虑几乎呼之欲出。显然,儿子拿走的那三千块钱,是作者留给这篇小说的最后一个结。父亲渴望儿子主动说出那三千块钱,但儿子却只字不提。

我相信,如何使用这个结,作者有两个选择,一是以儿子的方式,给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二是使三千块钱继续成为悬念,让父子关系的不可定义继续下去。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不仅有强烈的刺痛感,更有些担心,如果选择前者,自然会给人以欣慰,但似乎又有那么一些难以言状的遗憾;如果是后者,父与子都会被挫败,暂时的妥协,可能会换来永远的猜疑。

最终,儿子又画了自己心里藏着的母亲之后,第一次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父亲肖像,把三千块钱放在了画像边。当日,正是父亲的生日。

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妥协或退让吧?

这个结局,消解了小说的疑惑与冷峭,也停止了对父子关系的拷问与解构,但并不排除父子关系新的不平衡出现,但我还是由此松过一口气来。

一方面,儿子从在病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小老板熬的鸡汤”,到父亲把自己抱起走向医院醒后装睡“非常愿意随他东倒西歪,哪怕失去航向”,到重返校园后“他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好像突然找到了意义”,直至放学回家第一次“奇怪于自己的麻木”,感悟“难道人都会忽略习以为常的一切,直到自己在某个地方拐了弯”。一个不会哭的家伙,最后“心里一热,竟然哭了”。另一方面,虽然从前“他感觉儿子对他也有敌意,他们总是无法像别的父子一样亲密或者友善”,但他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找到病中孤独无依的儿子,“他想起了儿子画的那些画,尘香的眼睛冷静而疑惑,似在审问,似在期待,期待自己回答”,他的心乱了,儿子是因为自己才独自离家。再想起自己早已化为一堆黄土的父亲,“他感到惧怕,感到惶恐,原来,做好一个父亲,竟如此不易!”詹姆斯·伍德说,“小说经常让我们能正式地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它们的成长与犯下的错误,停滞与漂浮”。由上述父子关系的转换,我感受到了父与子双重成长的舒展和暖意。

《红裙子》则着眼于母女关系,通过种种设定与可能,去逼近这一关系的最后极限。

离家二十余年的女儿,因为母亲即将离世,终于踏上了回归的路。二十多年来,曾经芳华照人的母亲已经苍颜白发,奄奄一息;弟弟则下肢瘫痪,一直在轮椅上挣扎。

作者并不叙述二十年来的沧桑,也不触及单身母亲与残疾儿子的相依为命,以及必然经历的苦难与艰辛,而是借机回到母女之间一切关系的开始与衍变。

曾经,年幼的女儿与弟弟一起,因采食野菌中毒,被双双送进了医院。但因种种受限,只能救治其中一个,医生把这最艰难的选择交给了母亲。母亲哪里知道,看似昏迷不醒的两个儿女,意识却非常清醒,他们不露声色,屏声静气地等待自己在彼此间作出选择。

最终,被逼入绝境的母亲选择了儿子。

从此伊始,虽然觉得这一选择合情合理,但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化。

母亲是小有名气的舞蹈家,一场关系到前途命运的演出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女儿也将在生日那天,参加校庆演出,想借用母亲那条十分惹眼的红裙子。这条红裙子,偏偏是母亲不可或缺的演出服;而母女的演出,又偏偏在同一个夜晚。一心要像母亲那样,出现在校庆晚会上的女儿,一大早起来,赶在母亲之前,偷走了那条宿命般的红裙子。结果,女儿出尽了风头,母亲却因为少了那条红裙子彻底演砸,断送了最后跳出小城的机会。

在母亲眼里,女儿是自己命定的厄运;在女儿看来,自己还不如那条红裙子。至此,母女关系雪上加霜。

在刘春言笔下,似乎没有误会,没有巧合,一切都是关系的演化与自然而然,这种自然与演化,即使不借助那些事件,同样会成立,同样会走到那一步。

这可能是人际之间的必然,或者源自人性本身的复杂。即使父子、母女,这种看似单纯的情感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种复杂的必然所笼罩。这引发我们审视为何亲人之间更容易相互伤害而不易察觉,还有文中所言“为何来自亲人的伤害,更让人难以释怀”。

母亲垂危之际,以自己的方式,让女儿并不直接地得知,弟弟的瘫痪,是因为自己的出走;当年选择救弟弟,是因为弟弟并非母亲所生。至此,母亲完成了对自身人格的完美塑造,也把照顾弟弟的责任和义务,成功而巧妙地转移到了女儿身上。

母亲明知女儿会在门外偷听,却不让弟弟告诉姐姐。这一彼此互知的方式,使母亲讲述的事实有了不确定性。

不确定,使《红裙子》的技术含量得以升华,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更是帮助作者彻底打开母女这一特定关系的钥匙。

与《父子之间》一样,《红裙子》几乎使作者面临相同的考验。作者没有让尖锐与对立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也不愿落入误会消除、阴云散尽的俗套,而是以女儿的妥协完成最后的叙事。女儿并没有对弟弟说,你放心,我不走了,“她只想把月光下的小院,当成自己最后的目的地”。

这种妥协,并非出于无奈,更不是女儿刻意作出的退让,而是为了成全母亲对女儿的预见,甚或说是对人性的洞见。

至此,母女之间关系的复杂,并未得到消解,更未得到简化,恰恰相反,这种复杂还在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伸。

但作者的妥协,却给了读者一份可贵的来之不易的温暖,使人不至于始终陷入疑惑的寒冷不能自拔。

最后谈一谈刘春言小说的文本质感。读这两篇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一是索尔·贝娄,一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尤其后者。

如略萨一样,刘春言的小说,几乎刻意省略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转承关系,由此及彼,或者由上及下,一般不作铺叙,简单而直接,颇有空中落笔、自由往还的恣肆。这种结构方式,能使文本呈现意想不到的繁复感和简洁感,并达成既矛盾又统一的效果。其节奏变化之迅捷,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刘春言既不反对叙事,又不拘于叙事,至少不承担完整叙事的任务,而是以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细节来完成构建;让故事服从于人,或者把人或人的情感活动置于叙述中心。

小说是最自由的文体,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依照自己的意愿架构作品的权利。流派与流派之间,并无优劣或者先进与落后之分,但熟练与生疏却往往不易掩盖。

我所惊讶的,恰恰是刘春言的驾轻就熟。无法相信,这两篇小说出自一个涉世不深的新手。可以预见,以刘春言的禀赋与天资,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的探索中写出更加优质的作品。

让我们拭目以待。